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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布:着力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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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8日,运载着货物的集装箱货车队从天津港太平洋码头发车,标志着中蒙俄国际道路货运试运行启动。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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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4日,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举行。图为代表在论坛展会上的巴基斯坦手工艺品区参观。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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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6日,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黄岛论坛在青岛举行,东盟10国与中、日、韩海上互联互通向纵深发展。图为代表在观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1∶1模型。人民视觉

引领政策协调 谋求务实合作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二十国集团(G20)经济政策合作中的一大核心内容,不仅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也是后危机时代G20发挥领导力、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道路的关键工作。

然而,在经历危机期间的高峰表现后,G20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在后危机时代出现了下滑。这一下滑,部分是经济走向常态的自然后果,更主要是由于G20内部各经济体面临的经济挑战出现明显分化,继而带来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紧密联动,使得主要经济体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的国内经济调控带来了不可回避的挑战。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领域的矛盾浮出水面。

近年来,G20各**值主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一直在积极探索推动常态时期G20宏观经济合作的方式,包括充实关注议题,建立越来越深入完备的合作机制等。目前,G20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减小全球失衡;二是加强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以促进短期全球市场稳定与增长;三是通过结构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在中期促进潜在增长;四是强调各项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譬如财政可持续性议题、促增长政策的包容性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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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果的落实,G20还加强了其成员间的互评程序,并建立了问责评估机制。这为G20引入了更大的来自同行评议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以强化有关经济体落实政策承诺的政治意愿。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仍非常脆弱,面临来自多方面复杂而艰难的挑战,全球潜在增速相比危机前已明显放缓。应对这些全球经济层面的基本挑战,不仅需要各国之间的政策合作,还需要不同政策领域间的协力配合。

今年以来,G20在多方面做出了务实努力。首先,G20意识到之前宏观经济政策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当前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环境对经济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开始明确强调短期和中期内货币、财政和结构改革等多方面工具的共同使用与相互配合。其次,G20为加强结构改革的结果导向,明确了G20结构改革的九大领域、每个重点领域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及量化衡量指标。这对于加强G20经济体实施结构改革的努力,针对性破除影响潜在增速的结构性障碍,是必要的一步。第三,中国作为今年的**值主席国,将创新型增长作为一个关键议题纳入议程,引领G20经济体更为重视在中期实施提升经济增长潜能的政策行动,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合作转移,并强调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这一议题不仅本身与全球增长直接相关,还拓宽了G20的政策合作空间,并具有很强的动能作为一个常设议题在G20工作层面延续。

目前看来,G20宏观经济政策覆盖面逐步增大,同时政策领域之间的协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发展与全球经济形势走势息息相关,对**值主席国引导和把握议程的能力也提出了更大挑战。未来,G20在自身机制建设上还存在更多努力空间。

改革金融架构 激发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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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爱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成了G20首届领导人峰会的召开。各国形成共识,以改革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努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从此,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成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在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为G20层面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供了新的依托。此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重新启动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在G20层面继续推进完善国际金融架构。

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推动其改革的最初动力。然而,老的问题至今仍未根本解决,新的风险又在不断涌现,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加以应对。一方面,应有效抑制当前金融市场风险不断上升的挑战,逐步提高各国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为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框架支撑。因此,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既要能够应对当前出现的短期风险,又要能够对长期的治理机制给出设计思路。

2016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点关注五大问题: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这五个问题既注重对当下短期风险的关注,同时又体现了G20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的延伸。

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等,重在应对短期风险。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造成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特别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资本大进大出使得其汇市和股市波动加剧。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也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风险点,也成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阻碍。为抑制以上风险,需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督管理,同时改善主权债务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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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当前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完善全球金融网主要是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在这方面,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了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之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协调与合作。

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和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更加着眼于长期。IMF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目标是适应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虽然近期主要是推动基金组织完成第十五次份额改革检查2018金融改革原则,但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却是未来数年应该持续坚持的工作。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的目的是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这更是一项长期工作。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会引发对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讨论。本次改革与此前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经济格局的不匹配妨碍了世界经济的活力释放。在中国和G20成员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这一工作远未结束,G20应进一步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不断释放世界经济活力。

推动形成共识 助力结构调整

杨盼盼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增长放缓。在采取结构改革政策提升经济体潜力和韧性方面,各国达成的共识日趋增多,客观上提升结构改革在G20议题中的地位。结构改革已经同货币和财政政策一道,作为G20最重要的工具,共同促进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结构改革议题作为增长框架的一部分诞生于2009年匹兹堡峰会,但由于当时全球经济仍然在危机最为严峻的时期,结构改革并未成为各国政策协调的重点。2010年首尔峰会提出了首份着眼于结构改革的《多年发展行动计划》,但伴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结构改革仍未能成为增长框架的重点。直到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结构改革的地位才有了显著提升,峰会通过了G20五年中期增长目标,自2013年起到2018年止,通过各类结构改革措施使G20国家整体GDP再额外增长2%。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进一步提升了结构改革的地位。根据今年7月第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G20已经核准“深化结构改革议程”,确立了结构改革优先领域和结构改革指导原则,并构建了结构改革指标体系,使各国的增长战略更多地包含结构改革内容。

结构改革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目前G20各国重点关注的优先领域包括:创新、产品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财政可持续性及贸易投资开放。

创新是一国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的基石,也是一国在未来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一国可以通过提升研发支出、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创新、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强成果转化等方式促进创新。各国协调侧重协同创新,促进创新技术成果的扩散转移;产品市场改革是结构改革的基础,产品市场的扭曲是否得以去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结构改革的有效性。

基础设施投资是各国进行结构改革措施中的优先选项,因为其既能够在中长期打破经济增长瓶颈2018金融改革原则,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又能够在短期提升经济增速。目前G20各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正积极开展合作,通过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加强各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同与合作;银行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对于提升金融体系稳定和资本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各国目前的关注重点包括在2016年底前完成巴塞尔协议Ⅲ框架、应对资产管理业务结构脆弱性、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普惠金融发展等;财政可持续性改革措施将为灵活性财政政策提供保障,各国致力于探索增长友好型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并就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开展合作;贸易投资开放是各国协同性最强的结构改革领域,今年新设立的贸易投资工作组致力于促进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并制订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G20为各国在结构改革领域的协调提供了全新平台,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展望未来2018金融改革原则,为使结构改革更加有效,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深化合作:弥合各国结构改革优先领域与各国实际改革举措之间的差距;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则确定结构改革协调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次序;为各国结构改革措施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配合提供指引;促进各国改革经验成果得到共享。

(本版作者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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