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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100年四史100讲》 | 上海解放前后的几则故事

《建党100年四史100讲》 | 上海解放前后的几则故事

建党100年四史100讲 第四专题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要求和关于史志工作重要论述,进一步推进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丰富“四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充分发挥地方志鉴往知来、资政育人重要作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以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基础,录制地方志沪语音频节目《建党100年四史100讲》专辑。

本专辑自2020年7月1日上线,每周定期更新至2021年7月1日。10个主题100个故事,涵盖建党、大革命及土地革命、全民族抗战、上海解放、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与全国工业中心、改革开放、浦东开发、新世纪与世博会、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等各时期,兼顾史实性、代表性、系统性,献礼建党百年,加强“四史”学习教育。

《建党100年 四史100讲》已录制沪语版。沪语版由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上海市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秦来来主播。沪语版入驻阿基米德网络电台,并在学习强国上海平台、上海通网站、方志上海微信公众号和上海通志馆微信公众号等同步播出、推广。

2021年5月起,陆续推出该专辑第四专题

01

党中央谋划接管大上海

百万雄师过大江后,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接下来猜猜看,要**到解放那个地方了?上海呀。党中央对接管上海非常重视,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国际大都市,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所以在上海还没解放的前几个月,就开始谋划如何接管大上海了?在考虑接管方针以及安排接管人选上,党中央是尽可能仔细、全面、周到。好在曾经在上海生活过、战斗过的干部有不少,经党中央研究,从中挑选了一批精兵强将。

既然人选已定,党中央就决定事先召集其中一些将担任重要领导职责的干部进京,当面作具体指示,并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看法。

5月4日,经过7天的航行,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等乘船从香港抵达天津塘沽。次日,乘火车来到北平。因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在北平郊外的香山工作,且为了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忙得不得了,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接见他们,一时还不能确定。不过周恩来住在北平城里,可以先接见。

5月11日早晨,周恩来的秘书通知他们3人,列席华北局会议,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经验总结。在刘少奇讲话之前,周恩来叫潘汉年报告了在香港3年的工作情况。夏衍做了一些补充。第二天,周恩来通知3人,当天夜里到中南海颐年堂谈工作。潘汉年等3人吃好晚饭就赶紧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将他们安排到旁边的会客室等候。因为那时候周恩来还在北屋当中的会客厅里同朱老总、彭德怀、贺龙等谈话。一直到夜里10点钟,才叫3人到北屋去。坐下来后,周恩来对如何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强调要有思想准备。什么思想准备呢?周恩来讲:停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兵舰可能会向我们开炮;国民党可能会搞破坏;上海全市可能会被断水断电,要准备好应对各种来自意料之外的困难,在最艰难的处境中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意思,告诉陈老总。周恩来还讲:党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跟统战工作;夏衍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工作;许涤新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做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才结束。

5月12日下午2点左右,潘汉年等3人和刚刚从香港回来的龚澎,一道上香山,来到双清别墅,聆听毛泽东的教诲。由于在重庆谈判的时候,龚澎做过毛泽东的翻译,所以当毛泽东看到龚澎穿着一身解放军军装,笑着讲:你穿上军装,像一个男子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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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工作先从香港事务谈起。主要由潘汉年汇报。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因为那时正好是英国兵舰“紫石英号”在南京江面挑衅之后,所以毛泽东就问起港英当局对共产党的态度。潘汉年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前,港英当局曾有‘划江而治’的幻想,因此想尽办法将李济深留在香港。后来解放军大举渡江,解放了南京,港英当局的态度有了改变。当我们公开举行庆祝解放南京的宴会时,港英当局非但没有干涉,且让一些“太平绅士”也来参加。毛泽东笑着讲: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解放军乘胜追击,上海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中。

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请毛泽东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讲: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至于具体的政策,可以按照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又讲:你们3个人都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讲是老上海了,应该要将接管工作做好啊。谈话不知不觉进行了1个多钟头。

5月15日,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秘书来请许涤新去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李维汉要许涤新谈一谈香港工商界的情况。许涤新就香港工商界的帮派以及代表人物的情况,作了简单汇报。李维汉一直注意香港工商界同上海、广州等地工商界的关系,他对许涤新讲:你到上海搞接管,同资本家必定有接触,千万不可忘记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原则。

又过了几天,周恩来的秘书通知许涤新到中南海。在颐年堂一间小会客室里,周恩来问许涤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需要在经济方面具有威望的人才,你搞了几年的工商统战工作,应该有所了解,可以推荐几位。许涤新考虑了一会儿,讲:党外有章乃器,党内有沙千里、陈维稷跟王新元。周恩来听后,讲:乃器跟千里,都是救国会七君子。乃器搞过银行跟商业,又有名望,当然可以考虑;千里是律师,你怎么将他拉到经济界来了?许涤新回答:千里在重庆的时候,既做律师,又同几个朋友开工厂。他对经济,可不是外行。周恩来点点头,接着又问:王新元在贵州实业公司同纱厂搞过业务,不晓得现在哪里?许涤新回答:王新元现在在青岛,管理1个纱厂。而后周恩来再问起陈维稷的情况,许涤新介绍他是纺织业专家,又是交通大学的教授。周恩来把许涤新刚刚所提到的几个人个名字都记在本子上。

谈话快要结束时,陈云进来了。周恩来介绍两人认识。陈云问许涤新:你是不是要到上海去协助曾山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许涤新回答:接管企业,我根本没什么经验。我在香港读过你在东北接管企业和城市工作的总结,得益很多。陈云讲:上海的情况比东北要复杂的多。我的关于东北接管经验,也只能供你参考。周恩来听到这里,就对许涤新讲:陈云对接管工作以及财经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你到上海接管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要深刻体会并遵守陈云所提出的原则。

正因为党中央未雨绸缪,有底线思维,将接管上海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全想到了,并事先想好相应的对策,所以在上海解放后;在接管时才能多次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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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广场北侧的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这里曾是解放上海的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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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上海外围。解放军某部前线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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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9日,粟裕、张震报中央军委围攻上海部署图

02

解放军睡马路的幕后故事

1949年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刚刚解放。那时,正好是江南地区的梅雨季节,毛毛雨下个不停,马路上到处都是雨水。由于连日打仗,战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但是,根据“入城公约守则”,不能进民宅打扰市民,所以夜里解放军官兵就地而卧,被头也没有,人排人靠在一起,睡在潮湿的马路上,还幽默的开玩笑:挺好,地上蛮平的,就是冷一点。

等到天亮,市民们打开门窗,惊奇地发现马路上街沿上,睡满了解放军,深受感动,许多市民还感动地流出眼泪。为此,市民们纷纷请战士们进屋里休息,但解放军谁也没进去。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睡马路的胜利之师,一进城,就博得了上海人民的普遍赞扬。当时,世界许多大通讯社纷纷报道10万大军睡马路的消息,许多报纸将解放军战士冒雨睡在马路上的照片登在显要位置。据讲,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晓得后,也举起大拇指夸奖讲:我这才明白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打败美国人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纺织大王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已经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就是因为早上起来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睡马路的场面,才打消了迁居香港的念头。荣毅仁感叹道: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决定留在上海这座获得新生的城市,同共产党一道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奋斗。

正是解放军战士严格遵守“入城公约守则”,才有了感动上海人民、震惊世界的一幕出现。其实,解放军“不入民宅”这条守则的制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3个月之前,即第三野战军南下到达徐州的时候,陈毅就找到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三野《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老总讲:自古以来,军队入城,住进民宅,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的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对我们解放军不大了解。因此我们进城后一定要严守纪律解放上海金融斗争解放上海金融斗争,给当地民众一个好的“见面礼”。由于老百姓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入城纪律没搞好,将来极难挽回影响。所以你要好好将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曹漫之接受任务后,刚要出门,陈老总又将他喊回来,特别交代: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看上面有没有军队进城‘不入民宅’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紧时间同一帮“秀才”着手起草文件;另一方面,每到一个地方,就跑去图书馆查看“二十四史”等文献资料。谁知道查来查去就是没找到“不入民宅”这句话。曹漫之只好又去请示陈毅。陈老总用手指着曹漫之,笑着讲:你真是个书呆子。难道书上没有写,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去。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到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事。

等到“入城公约守则”写好后,陈毅让部队及接管干部全来参加讨论。有干部不理解,讲:从红军时代开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就有住进民房要‘上门板,捆稻草’这1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都是住到老百姓家里,为什么进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有干部问:不住民房睡在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气凉,要是战士们受寒生毛病了,怎么能打仗?假使战士们睡马路,师、军指挥所也设在马路上吗?有干部担心: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和护理?总之是有些干部对进城睡马路表示想不通。

这让曹漫之挺为难的,他觉得这些不同意见也有道理。反正曹漫之也做不了主,只好向陈毅如实汇报。陈老总听后很生气,口气坚决的讲:这点困难都是可以想方设法克服的,但部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无条件执行。讲好不入民宅,就是不准进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接下来草案上报总前委,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后,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看过后,连声赞扬,讲了8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为啥毛泽东会如此激动。原来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发生过意外。4月25日早上,第35军103师307团1营营长谢宝云带人为部队在南京城里安排食宿,不当心误入西康路美国驻华使馆,跟刚刚起床的司徒雷登大使吵了起来。

因为谢营长事先没有学习过中央军委颁布的外事纪律,竟然讲使馆的房子以及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结果把留在南京的西方各国外交官都吓个不轻,担心再这么搞下去没有安全保障。当毛泽东接到有关报告后,非常生气,马上电令总前委: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幸亏总前委及时作了处理。之后非但没有再发生军人闯入外国使馆的事,且在南京马路上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态度挺客气的,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还为市民做好事。这一涉外风波才慢慢平息。

正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所以陈毅才会对起草入城守则的曹漫之反复强调。就这样,1949年4月1日,三野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其中十项守则中的第2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中共中央也于5月16日发布了《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其中第7条明文规定:军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用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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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民宅”,就是这样1条纪律,立刻赢得了当年上海5百万人民的拥护,纷纷称赞: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军队。

几十年过去了,无数文章、电影、电视讲到解放上海时,都会出现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许多老上海,会把“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传为美谈。由此可见,陈毅给上海人民的这份“见面礼”,其历史意义有多么深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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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进驻上海市区后纪律严明。图为在街边修整的解放军某部。图中“别发印书馆”招贴的英文告示意为“照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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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两幅领袖画像个诞生

1949年5月27日,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有的逃跑,有的挂起白旗投降,虽然仍会传来一些零星枪声,但上海全市已经解放。

在新闸路靠近泰兴路的一幢绿色洋房,平时大门紧闭,很少看到有人进出,同周围邻居也不来往,今天却敞开边门,走出来1位穿着时髦的女人和两个学生打扮的小青年。3人将两幅2米高、1米半宽的毛泽东与朱德巨幅油画像,搬到停在门口的三**车上,慢慢踏出弄堂。路边的行人看到这两幅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如此快的速度就在公开场合出现,不禁都大吃一惊。这两幅领袖像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原来前面提到的两个小青年,都是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的学生。一个叫戚国埏,一个叫许福闳。1949年初,许福闳的父亲许大纯,虽已弃政从商,但还是挂着“少将参议”头衔。凭着过去的老关系,他们一家搬进了这幢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的小洋房。当时底层只住了1个看门的老人;2层有1户3口之家,男的是国民党现职军警人员;许家住了2楼的另外3间房间。国民党军警跟保甲人员从来不来过问这里的一切。于是,小洋房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个安全场所。

那时许福闳还只有16岁,读高二。因为耳闻目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以及自己家里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在早年参加革命的哥哥的影响下,较早就萌发了追求进步和参加革命的愿望。他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加党的一些外围活动,譬如编印刊物、演出戏剧等。经过几年考验,1948年底,经组织批准,许福闳和戚国埏等人一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上旬,麦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陈一心根据上级党组织张显崇的布置,告诉许福闳:上海即将解放,我们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现在,组织上要我们各画1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像,使得上海人民在解放当天就能看到领袖的画像,并将领袖的画像高举在人民宣传队的最前面,引导庆祝队伍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由于你家里比较安全,所以画家是否就住在你家里画画。这项活动要非常隐蔽,不得与任何外人接触,一定要采取周全的保密与安全措施。听完陈一心传达的上级指示,许福闳立刻明白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他正好刚刚学过《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对毛主席非常崇敬。同时,他也知道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完成搿项任务的艰巨性。稍有不慎,就会给党组织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党组织把那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一个中学生,也是对自己极大的信任。许福闳考虑到父亲多年来对自己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默认态度,以及家里比较安全的因素,当场向陈一心表示没问题,坚决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许福闳马上回去作准备。他先请比自己高一级的姓韩的女同学陪他到木匠铺定做了画架,并讲因为家里房间大,还要做两只屏风把房间分隔开来。他将画室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并在画架上面罩上画布,房间门上装上门帘,窗户上拉好窗帘,使得外面的视线看不见室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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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安排停当后,许福闳便带着一卷报纸,来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今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对面的一幢新式里弄房屋门前,轻轻敲门。出来一位约30岁的男人,中等身材,面孔略显黑了点,深邃的双眼闪烁着艺术家的目光。当他看到许福闳手上拿的报纸,晓得是自己人。因为报纸就是联络暗号。

接头后,他直截了当地问许福闳:什么时候走?许福闳回答:就现在。他听完便转身进屋,一会儿功夫,就拎着一只黑色的小画箱走出来,后面还跟着1个20岁左右的小青年,一起来到许福闳的家里。从此,这两个人就在许福闳的卧室里画像,三顿饭都由许福闳母亲照料。许福闳则住到同学家里。

那年月,组织纪律要求没特殊情况,谁都不能进画室,也不能够与画家交谈。两个画家也沉默寡言,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画像里,整日闭门不出,一门心思画画。

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画家把油画像画好了。他们将油画面对着墙面,外面罩上帘子,从表面上看,根本看不出里面藏着画像。然后,画家带着他的助手,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悄悄地离开了许福闳的家。当时,许福闳并不清楚这两位地下党员的姓名,但是对他俩,许福闳很佩服。一直到多年后,许福闳才知道,画家叫周祖泰,当时为新美术研究会负责人。该研究会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艺术同盟。周祖泰解放后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86年去世。

大约又过了10天左右,已经可以听到上海郊区的隆隆炮声。5月25日早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市区,沪西地区首先解放。这时,戚国延?住在许福闳家里。他们急切企盼上海全城解放。因为麦伦中学位于苏州河北面,所以要等那里也解放,才能把领袖画像送到学校里去。25日,两个人跑出去兜了一圈,苏州河上所有桥面都不通行,解放军跟国民党守军隔桥对峙。26日又出去兜了一圈,老样子。到了27日,发现终于通了。他们就在许福闳母亲的帮助下,立即将画像从屋里搬出去,叫了一辆三**车,沿着新闸路、北京路过外白渡桥,最后抵达麦伦中学。沿途碰到所有行人的目光都被画像吸引过来,有的惊奇,更多的是带着疑问,不晓得画的是什么人?

到学校时,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已经集中了。当这两幅画像出现在大门口时,全校师生争相观看。有不少学生就是从这两幅画像开始“认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

7月6日,上海举行解放军进上海入城式,这两幅领袖画像就走在东区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提篮桥地区的职工和居民,都晓得“麦伦中学的两幅领袖画”。后来,每逢人民宣传队去工厂或者群众集会做宣传的时候,都会拿着两幅画像高高举在队伍的最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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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在延安东路(当时称爱多亚路)大世界附近喜迎解放军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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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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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上海,中央军委明确指出,要立足于大胜、全胜。陈毅跟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告诫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单纯军事上占领是小胜,只有完整的把上海交给上海人民才是大胜、全胜。总前委规定,进入上海市区作战尽可能不使用重炮。陈毅提出“三个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打不中敌人不打、有人民群众不打。陈毅还指示,为了保护上海楼群,让大炮休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让炸药靠边。

为了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英勇作战,甘洒热血,宁可自己多付出牺牲,也要保护人民、保全城市。

由于没有炮火攻击和掩护,部队正面进攻伤亡很大。在向苏州河北岸推进过程中,敌军凭借高楼大厦,居高临下构成凶猛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马路、建筑。且敌军在北岸各个桥头修筑了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解放军多次用轻武器攻击桥头,都受到挫折。指战员们给激怒了,有的部队甚至将山炮营拉了上来,瞄准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请求批准开炮。有的营长讲:首长,你批准我们打两发炮弹就可以了。

面对这种情况,身在第一线的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一边是年轻战友的生命;一边是上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架天平究竟偏向那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不使用大炮要想夺下桥头,的确是挺困难的。但是,一旦批准开炮,整个北上海的建筑群,很可能顷刻间变成残垣断壁。怎么办?

部队党委立即召开会议,统一思想。会上,有同志表达不满:前方战士在流血,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倒要问问首长,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有谁知道部队首长是怎么回答的?首长是这样讲的: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人民群众,一炮开过去,会伤亡多少人?不开炮,我们是要伤亡一些战士;开了炮,却会伤亡更多的人民群众。我们也跟在座的大家一样,爱惜战士们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们一样,爱惜上海人民的生命。爱战士跟爱上海人民,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安危。讲到底,我们为了渡长江、战上海而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解放上海人民,不就是为了保障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吗?讲到这里,首长提高声调:现在这些楼房是还被敌军占领,但是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能从敌军手里夺过来,楼房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了,而是属于人民。我们没有任何破坏的权利,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这些楼房。经过反复讨论,部队官兵统一了思想,纷纷表示要坚决履行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人民的诺言。

接下来,部队调整了战术。一部分人马在苏州河正面佯攻;另外一部分(主力部队)被拉到侧翼,天黑以后淌水过河,沿着苏州河北岸,从西朝东袭击,抄敌军的后路。战斗中,桥头堡里的敌军疯狂扫射。而勇敢的解放军战士早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虽然没有大炮掩护,战士们依然穿行在密集的弹雨下。在外滩和苏州河桥头,有不少解放军官兵光荣牺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总前委的战略意图,向上海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把一个国际大都市完整地交给人民解放上海金融斗争,光解放军在“瓷器店里捉老虫”,如果没有上海地下党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也是难以想象的。在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地下党组织就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上海防区布防图》等大量情报,及时派人穿过敌军防区交给解放军。同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还设立了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对原有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统一编制,并成立了地下武装——人民保安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护厂、护校、反破坏、反迁移斗争。地下党组织将分散在国民党市政机关、官僚资本企业、市政公用事业等系统的党员组织起来,一面做管理、技术人员以及工商界人士的工作;一面对各类财产、档案加以清理、登记。结果,绝大部分管理和技术人员留了下来,许多工商界人士也想方设法摆脱国民党的威逼胁迫,留在上海准备为人民事业效力。绝大部分的物资、设备、资金和档案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邮政、电信、公交、水电等部门的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工人护厂、护台、护车时,坚守岗位,照常工作。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市区已经解放,位于北岸敌占区的水厂、电厂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们边跟据守工厂的敌军周旋斗争,边克服困难坚持正常生产,始终没有中断对南岸市区的水电供应。为了瓦解、策反敌军,地下党组织还专门成立了策反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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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外滩字林西报馆大楼(现今中山东一路17号)门前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张贴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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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解放军进入市区后,许多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引路、当向导,协助解放军救护伤员,主动维护地方秩序,并积极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规定。市区刚刚解放,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暨366个团体就发表了欢迎解放军的宣言,号召各行各业协助军管会迅速恢复生产、恢复营业、恢复上课。因此,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甚至在战火纷飞中,上海的电灯仍旧通明,电话仍旧畅通,煤气、自来水仍旧供应,公共交通仍旧通行,这是世界城市攻坚战的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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