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新中国金融奠基人（上）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致敬！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事业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众多“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残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以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勇气和智慧，不懈奋斗，不断创造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金融战线”上的捷报频传，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示了精神的力量。
今天解放上海金融斗争，本刊为您讲述在战争和建设年代，老一辈金融家依靠智慧、胆略和奉献精神为中国革命当家理财的故事，重温人民金融事业的初心与使命。
毛泽民 为党当家理财的“大管家”
文|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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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织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是当之无愧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毛泽东主席曾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实践证明，“枪杆子”也离不开“钱袋子”做支撑，而毛泽民就是那个拿着算盘账本，抓着“钱袋子”，为中国革命赚得生存、发展资本的重要人物。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中央苏区的“红色大管家”，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他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织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其积累的财经工作经验和培养的金融管理干部，为新中国财政金融事业奠定了基础，是当之无愧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统一苏区财政金融
毛泽民 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胞弟。1921年，毛泽民毅然追随毛泽东来到长沙，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中央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显露杰出金融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家银行刚创立时，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财经形势非常严峻。根据地又偏处赣西南一隅，地域狭小，经济十分落后。受命以后，毛泽民从调人员、建机构、订条例开始，白手起家。最开始，毛泽民掌握的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 20万元。1932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中央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没收并筹集了许多金银首饰及布匹、药品、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经过紧张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开始营业。毛泽民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国家银行的经营范围，它不但有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能，也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职能；不但经营存放款等金融业务，还直接介入生产流通。苏区地处偏僻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区域，对开展金融工作极端不利。毛泽民领导金融部门主动出击，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工作的推动作用，使苏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反过来又为金融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物资支持，扩大了苏区金融阵地。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
建立国家银行必须拥有自己的货币。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泽民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报经中央批准，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家银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当时的印刷原料极其稀缺。没有造纸原料，毛泽民就号召并带领大家捡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几经周折，苏维埃国家银行在 1932年7月7日印制出第一批纸币。1932年年底，中央造币厂成立，以缴获的银器、手饰、铜材等为原料生产银元和铜元。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扫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15大队，携带着全部家当，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被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部长。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毛泽民与时任第15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红军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样一来，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必需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
长征途中，带着国家银行的几乎全部家当行军，困难实在太大了。毛泽民不得不一次次下令轻装。即便如此，第15大队没有丢一两金银，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14人，有6人在途中牺牲，其他人胜利到达陕北，其中包括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任远志、黄亚光、郭金水、曹根全和迟了一年才到陕北的莫钧焘，成为红色金融存续的宝贵种子。
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经工作。长期执掌财政大权的毛泽民，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位于乌鲁木齐市明德路29号的毛泽民故居
边疆“植柳”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毛泽民积劳成疾。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病。毛泽民离开陕北，准备经新疆前往苏联。不料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便住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招待所等候。
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加上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而束手无策，打出“亲苏拥共”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别要派一名财经干部帮助整顿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正好就在迪化，遂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财政厅副厅长，后为代厅长。
上任后，毛泽民立即筹划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工作。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将政府专办的银行改为全疆14个民族、400多万民众的公有银行——新疆商业银行，从根本上宣告了新疆金融混乱局面的终结。针对新疆币制混乱、各种货币均以“两”为单位和发行纸币无度等状况，毛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废“两”改“元”，既保证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也保持了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实现了新疆货币与美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挂钩。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在毛泽民的努力下，仅一年多时间，濒于崩溃的新疆财政金融就被挽救出困境，边区经济日渐繁荣。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却使盛世才坐立不安。1942年9月，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捏造“暴动”罪名，将毛泽民抓捕入狱后秘密杀害，一代红色金融家就这样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出一生。
董必武 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奠基
文|董方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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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作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为新中国金融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揭开了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与发展的篇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开拓者。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书写了人民金融事业的崭新篇章。
直面难题 肩负重任
让我们的镜头回放到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当时，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地方货币。据统计，仅在抗战期间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的“抗币”和“边币”就达700多种，对反抗国民党的打压及支持抗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46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这时各解放区之间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财政经济及货币金融既不利于共产党统一领导金融，也无法形成反抗国民党经济、金融打压的力量。为了统一华北、西北、华东等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解决华北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等问题。
1947年3月10日，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拟定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当时董必武在党内威望很高，既懂法律，也明白中央的财经统一战略意图，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并组织统一的财经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
成立货币兑换所 为人民币题字
华北财经办事处首要任务即尽快发行统一的货币，董必武称之为“第一要务”。他提出的方针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放在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前边。经过调研，董必武率下属干部很快就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确定了下来并上报中央批准。同时，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董必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首先由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货币兑换所，负责兑换各解放区的货币及物资调配，同时又部分地执行银行的功能。虽然货币兑换所不发行统一货币，但经过它，各解放区的货币就能有一个统一的换算和兑换，具备了银行的雏形。它的建立，为统一货币和建立银行打下了基础。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并上报中央，8月16日即获中央批准，其中第五条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1947年中秋节前一天，董必武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该局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10月2日，董必武经刘少奇同意，致电中央：“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正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回电同意银行名称用中国人民银行。自然而然，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1947年10月8日，根据中央回电精神，华北财办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设计背面图案和花符。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在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工工整整地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各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自此解放上海金融斗争，董必武庄重秀丽的“柳体”字就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上，开启了我国人民币流通的大门。
▲董必武为人民银行题写的行名
权衡局势 作金融事业奠基者
发行人民币准备工作完毕后，董必武认定：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机已经成熟。1948年5月，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
在1948年11月18日召开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时，作为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临时增加了《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的议题，会议讨论后作出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1月22日，董必武签发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董必武甚至自己守在印刷厂彻夜未眠。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宣布，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家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自此中国人民银行得以成立。
建国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董必武作为奠基者与开拓者，为新中国金融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揭开了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与发展的篇章。
南汉宸**银行的首位“掌门人”
文|李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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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财经工作的一腔热忱和过人智慧，南汉宸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币顺利流通，构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大厦，打下了坚实根基。
从抗日战争中发行边区货币，到解放前夕统一全国各地货币、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再到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他全程筹划、执行和推进，他就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者、红色金融家南汉宸。
1895年，南汉宸出生在山西省赵城县（现洪洞县）韩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历史性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特别是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之初，他带领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统一领导的银行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对财经工作的一腔热忱和过人智慧，南汉宸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币顺利流通，构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大厦，打下了坚实根基。
▲ 坐落在石家庄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门前矗立着董必武和南汉宸铜像。
边区政府的红色理财家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次解放上海金融斗争，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临危受命，不负重托，一到财政厅，就把“钱”作为解决边区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紧抓不放，一抓到底，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万余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好转。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之后，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度，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边区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南汉宸在边区开展各项具体工作的同时，在财经制度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方法虽然简便，收益却大增，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日臻完善。这些税收政策，既保障了财政支出的需要，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把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真正调动了起来。
1941年，粮食问题的解决，使边区渡过了“寒冬”。随着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许多机关和部队实现了粮食和副食品自给或部分自给，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自然逐年减轻。边区富裕了，但功臣南汉宸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一双鞋子穿许多年，直到破得不能再穿。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所作的努力。其间南汉宸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撰写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等资料，为毛泽东的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8年12月1日当天问世的三张人民币
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去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迎接华北的解放。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期间他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工委还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总经理。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南汉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他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在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他还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其次，他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这期间，南汉宸以党的金融家的远见卓识，运筹帷幄，带领中国人民银行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投机资本的不法活动，平息了上海的银元风波。
资料显示，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接管官僚买办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华北、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和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余人。南汉宸无疑是宏伟的社会主义金融大厦的奠基人。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发展方针，研究调整了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以及金融业内部的劳资关系。1952 年12 月，在南汉宸努力引导下，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者
南汉宸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初，就注意发挥人民银行的金融职能，为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的资本条件，不仅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还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资条件。
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南汉宸于1952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新中国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回国后不久，在南汉宸的推动之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于当年5月4日成立，南汉宸担任第一任主席。6月，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的三名日本议员应南汉宸之邀，来华访问。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签订了总金额3000万英镑的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与西方世界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从此，新中国对外贸易揭开序幕。
由于长期透支身体，南汉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患。1954年，他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但继续为对外贸易的相关工作尽心尽力。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南汉宸遭到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夜里猝然逝世，终年72 岁。一颗照耀中华大地的金融之星，无声地陨落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中央召开南汉宸同志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说：“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简单的一句话肯定了南汉宸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做出的贡献。